清末民初学术典范转移的三个环节
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转移，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课题，古今中西诸多复杂的问题交汇其间，其中不乏一些或关键或微妙的具体问题。比如，典范转移过程中的主要症结之所在、典范建立的逻辑关节点、新典范突破的实际策略。对这些具体问题的了解，或许有助于避免以己意进退先贤的一些宏论。
“中西融通”重建学术典范合法性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显著特征是西学东渐。自严复再三致意中国学术散乱无章，“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吸收西学就被彰显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成为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必要条件。
清末民初第一批新学术著述的主要特点即是借鉴西学的分科形式，对传统学术作出分门别类的处理。如张鹤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王舟瑶《京师大学堂经学教科讲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和《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和处理，虽多停留在简单比附层面上，但都不乏近代西方知识背景。
随着西学输入的加速，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相对成熟的新学术著作，中西知识方法的整合迈出了一大步。如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以西方知识视角来改造中国正史系统，以进化论为线索来探寻国家兴亡盛衰之迹。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断精辟见识卓越，从形式到内容均极具现代知识视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戏曲史的拓荒之作，连素以挑剔著称的傅斯年也对之赞许有加，称此书“极具世界眼光”。这些著作均自觉地借鉴西学的观念与方法，展示出近代学术专门化与学科化的著述特征，在价值层面亦多能彰显平等、自由与科学观念。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已把自觉地吸收与融会西学，视为学术获得时代合法性的主要表征。即使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知识架构中，西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国粹派一边斥责学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一边从传统中寻找与西方价值相契合的“国粹”；学衡派既“昌明国粹”又“融化新知”；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以本能、意欲、宇宙实体等构建新儒学。后来，傅斯年把“收容”西学当作消除中国学术思想“一切误谬”的前提条件，而陈寅恪虽一方面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但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新学术“创获”必须“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些都说明借鉴西学已成为一种合法性指标，至少也是现代学术构建的一个必要性条件或前提性条件。
对西学的推重自有其合理的逻辑依据。如梁启超所谓“惟其日新所以全其旧”，章太炎所谓“光辉日新”以保存旧说，以及王国维所谓若要发扬光大孔孟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都肯定了中西学术之相辅相成。民国建立后，西学凌驾中学呈现出日益加速之势，金岳霖认为此种趋势在未来仍“不容易中止”，也说明吸收西学不仅是一种主观诉求，也是一种历史趋势。
当然，清末学者的中西学术整合大多是一种简单对接，属于傅斯年所说的“托身西洋学术”的状况。这一状况，通过借助学术原典而不是一般的时论文章，尤其是借助当时学人的切身体验，才能深切体会。如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即有以西学简单粗暴地驾驭中学史料之嫌，被学者称为清末“用旧学比附西学以发明‘新理’的典型代表”。又如“旧学深邃”的章太炎，其最自得的《齐物论释》，也主要是以释解庄，与“用西学知识系统整理旧学”的要求距离甚远。吕思勉说章氏学术在总体上“不过单辞碎义”，此说并不过分。所以，傅斯年说新史学建设“非留学生不可”，这一惊人论断的背后，亦自有微妙而值得体味之处。
理性区分神话与史实畛域
清末民初的第一批新学术著作尝试了中西学术的初步整合，但问题也相当明显，最突出者莫过于史料处理上的严重缺陷。如夏曾佑著历史教科书中有大篇幅的上古神话传说，甚至有意忽视材料真伪而曲解史实，如孔子母与黑帝“梦交”，以“古义实如此，改之则六经之说不可通”强为之辞。即使最为精品的蔡元培著伦理学史，亦不能脱“史书必言上古”之囿，在史料处理上亦难免发生问题，如几乎全部用战国中后期作品《系辞》《序卦》来述论唐虞三代的“天之权威”“天道之秩序”等问题。
上述问题普遍存在于清末民初学术著作中。当时，作为学界大热门的中国哲学，仍溺于上古神话与经典注疏之中。如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等人的北大中国哲学史讲义，无不充斥着大量神话传说，以至于“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使听课的学生普遍陷于迷茫而无力自拔。因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霹雳手段剪除神话传说，丢开三皇五帝，“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成为新学术建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当时，顾颉刚痛感其旧脑筋如遭重击，如醍醐灌顶，促其新学术意识迅速觉醒。而在六十多年以后，冯友兰仍说，见了这个手段，“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蔡元培称胡著有“四大长处”，但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的切身体验中，独独此种“扼要的手段”，才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此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分别主导的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将儒家古圣先贤的神圣光环逐步剥离，新史学研究也随之日益卓立。而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也一并弃掉上古传说，顺理成章地从孔子讲起，亦蔚成一代新学术典范。可见，脱离神话包围，是新学术建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神话传说问题虽具体而微，却最足于表征现代学术典范卓然挺立的标杆意义。而以可靠的证据推翻神话系统，其背后有一个超大逻辑，即新文化要求“一切拿证据来”，这是人类近代理性对于回归经验与科学求真的时代诉求。
考据学：整合中西学术的土壤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不能一味地破旧立新，必须推陈出新，而非西学方法的简单移植，必须在中国本土寻得一片方法论土壤。这块土壤就是清代考据学。
清代考据学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又一新的学术形态，也是清末民初学术的一般方法论。章太炎说“音韵训诂其管龠也”，王国维说“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正方兴未艾，陈垣自称其治学“参用于乾嘉诸儒考证方法”，都肯定了清代考据学为时人治学的基本方法。
清末民初学者十分看重清代考据学和现代科学法则在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蔡元培称乾嘉汉学“实以言语学兼论理学”，王国维肯定它是中国学术“继往开来”的希望。梁启超、胡适更是深谋远虑地表彰清学方法，梁氏称乾嘉学者与“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极相近”，称其方法为“科学的古典学派”，胡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论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均试图从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中挖掘出一个现代科学方法的平台。
考据学方法是中国现代学术典范转移的关键性因素。例如，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考据文字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胡著在清代考据学的基础上，以“名学方法”为中心，建构出一整套包括“明变”“求因”“评判”等方法步骤在内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典范建立之里程碑式著作。胡著之创作，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年代，也正是新旧思想激烈冲突与争锋的年代。如果把现代学术从传统学术中突围比作一场战役的话，那么胡适异常重视考据方法，就显得是一种巧妙的战略选择。因为，此时国内学界的主流仍然是考据学，学界顶尖学者康有为、廖平、崔适、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也多从事考经证史，故胡适从考据学入手，便于获得学界的身份认同。
胡适之后，考据方法仍然是现代学术典范建立的主要方法。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正》，冯友兰以“释古的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无不是建立在考据学方法上的现代学术典范之作。
需要强调的是，清代考据学是清末民初学术通向先秦诸子与“文艺复兴”的必经之途。清末民初学者有极力张扬周秦诸子者，称“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强调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生”，实际上也是由清代考据学的内在逻辑而致。乾嘉学者由证“经”而证“子”，由儒家内部非正统的荀子，到被儒家视为“异端”的墨、管、老、庄，一步一步走向学术平等、兼容与开放的方向，而这也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内在发展逻辑类似。
所以，蔡元培说“梨洲、东原、理初诸家为自由之先声”，梁启超说清学之归纳法“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胡适强调，要从“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先秦诸子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都是有意识地表彰清代学术潮流的“以复古为解放”。可见，清代考据学是清末民初学术通往诸子百家自由争鸣时代的桥梁，也是通向现代学术堂奥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