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兰州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提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智库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创新理论、决策咨询、引导舆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智库的生命在于其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及其研究成果切实为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推进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随着战略展开需要解决越来越多问题，决策需要更多智力支持，智库的作用将日益突显；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地深度交叉融合，对于智库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水平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现代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新型智库必将成为推进国家的决策体系和决策过程的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力支撑。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对智库个体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继续凝练各类型智库分工互补的特色，建立适应国家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就要确立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定位，确立一个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的组织载体，确立一个保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管理机制。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和“新型”的内涵及关系。中国智库的特色主要基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而“新型”则体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将“特色”和“新型”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智库特色的凝练，需要识别中国智库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既与“苏联模式”不同，也不同于“美国模式”。“苏联模式”强调智库影响力的发挥建立在和政府之间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渠道，以便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其优势在于参与政策过程的直接高效，其缺陷在于受制于体制因素智库专家不敢向领导人提出反对性的意见和创新性的建议。“美国模式”强调智库保持独立性，认为智库必须和政府保持距离，以便不受政府领导人意志的影响，传播独立见解，但刻意为之或者标榜，也难以真正发挥智库的独立性。事实上，每个国家选择的智库发展道路与该国政治发展水平、制度规范、社会组织成熟程度等具有很大关系，中国智库探索和继续完善发展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智库多元化格局下的合理分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决定的出台，民间智库必将在中国迎来蓬勃发展期，中国智库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将趋于完善。三类智库间既在决策咨询市场呈现竞争态势，又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形式实现合作，形成中国智库整体多元化并合理分工互补的特色格局。同时，智库参与的协商性将为中国智库多元化格局下分工互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具体而言，“服务决策”是根本，“适度超前”是关键，表现为内部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外部增强国际影响力；发展前提是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落脚点是建设高质量智库。

一、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机遇

　　当前，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标志有两个：

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4·15”重要批示和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改革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要求，是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列入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进入了顶层设计的框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表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智库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发展，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共政策决策更加需要和更加依赖智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日益复杂，特别是，国内经济发展爬坡过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决策者需要更多的智力支持和管用的政策建议。由此可见，我国智库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将会对智库“出思想、出人力”的需求剧增。但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智库实力，目前与国力并不匹配，离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包括四个重要内涵，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将是当前和今后几年一个时期内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落脚点是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近些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没跟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社会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改革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要求，是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列入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进入了顶层设计的框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表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智库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发展，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共政策决策更加需要和更加依赖智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日益复杂，特别是，国内经济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我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决策者需要更多的智力支持和管用的政策建议。由此可见，我国智库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特色新型时期。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内涵的界定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世界眼光、理论根基和学术自觉，既要遵循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但也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我国政治制度等特点，建设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其“特色”比较于西方智库，“新型”区别于我国智库现有之不足。

　　（一）对于智库的一般理解

　　1.智库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智库（Think Tank）也称为思想库、智囊团、智囊机构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如今已遍布全球，学者对其有不同定义。从词典、百科全书、智库研究专家的专著中了解智库的基本含义和特征，一是“智库是就一些国内外事务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提出建议并协助决策者和公众做出明智的公共政策抉择的组织”、“应该是长期存在的实体，而不应该是临时成立的委员会或研究小组”（《2008全球智库报告》）；二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政治学家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2004）；三是“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维基百科）。 从国家治理角度讲，智库拓展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在国外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智库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从社会效用和功能上看，智库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能提高一个国家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扩展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等，由此可见，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智库建设的特殊性。智库建设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智库的结构及发展模式均是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息息相关的，并无一定模式。智库按照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分类，在组织属性、隶属关系、规模大小、资金来源、研究专长方面有很大差异。各国智库亦有不同特点，如美国智库强调“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非党派性”。法国智库特点是私立智库影响力大于官办智库。韩国智库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智库为主导。巴西智库是通过出版物影响目标受众，并最终通过影响立法实现相关公共政策诉求。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哪里”

一般来讲，我国智库具有智库的共同特征，是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是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评估政府运作效率，传播社会知识，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在现代国家决策中发挥着强大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其不同，基本特征在于：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符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制度，符合合作共赢的政党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二是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研究以及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有机结合，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三是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官方智库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四是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积极性，引导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扶持和鼓励真正服务群众利益的智库机构发展壮大。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色”在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官方智库居于重要地位，同时鼓励智库间竞争，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还在于要突破我国智库发展当前相对滞后的状况，从体制上机制上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推动下，我国智库在决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加强，为科学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较强的智库机构。但也要看到，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远未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望，与国际一流智库，尤其是顶尖智库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

从深层次看，主要是四个问题：一是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法律上制度上未给予明确定位。二是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我国智库机构体系多元，管理体制属地化、部门化，各为其主，各自作战，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各类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三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不适应智库发展需要。一些智库机构官本位现象严重，体制内智库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以行政职务为导向，高素质智库从业人员不便于引进；财务制度上，经费来源和使用与智库活动需要脱节，智库投入相对不足。四是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还存在着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不足问题。

智库的深层次问题，正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的方向。智库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新型”便展现在眼前，一是在公共决策中将智库纳入其体系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二是具有政策研究、解读、评估多功能；三是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确立适合于智库科学运行的管理体制；四是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组织健康发展；五是建立全国性智库协会性平台组织；六是推进智库开放性、国际化建设。

三、现代智库及其功能分析

  对于智库本身的定义，国内外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各位学者专家的定义，笔者认为，智库的本质是一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咨询组织，研究议题具有公众利益的特质，研究人员必须是某一学术或实务领域的专家，主要的成果是政策的研究、分析与建言；同时，其运作财源多样，如政府委托研究补助、企业赞助、以及民间人士的捐款。

   （一）现代智库的种类

    学术型智库。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称之为“没有学生的大学”，此类型的研究机构相当依赖学术界的研究人士，经费主要来自私人部门，例如基金会、企业与个人的捐款，其研究产品通常都是长篇大论的报告或专著。虽然这类机构以当前特定的政策法案议题为研究主轴，组织目标是以长期性的研究影响并改变政策精英的意见与观点。此类智库有些是独立运作，以研究工作为主，和一般大学不同。譬如，布鲁金斯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均属此类型的智库。

契约研究型智库。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又称之为“政府契约研究组织”，这类机构常以公司的形态出现，所进行的研究以配合委托者的意愿为主，尤其是特定的政府机关常为了某项政策方案的拟定或政策执行的成效，委托智库进行项目研究，除非委托机关愿意公开研究结果的资料，否则是不会公开发行的。譬如，蓝德公司本质上已成为国防部的契约研究机构，而都市研究所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成立，高度依赖联邦政府的方案评估契约而生存。

  倡导型智库。这是以影响政府决策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重点在改变决策人士对于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或者希望他们继续维持某种立场，例如在重大公共投资、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或国防设施等方面。这种类型的智库通常有强烈的政策偏好、政党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强调，犹如一群积极进取的推销员想把其产品（政策理念）推广出去，以试图影响当时的政策辩论环境。最著名的例子即是传统基金会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而该基金会习惯把政策议题的研究结果以简洁扼要的政策评论递送给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国会参众议员。

  政党型智库。附属于政党、民间企业或团体的研究机构，针对机构秉持的理念就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准备背景资料，以便决策者进行谈判、制定政策或在国会中答复询问。台湾地区在政党轮替后，国民党成立的国策研究基金会即属于政党型智库。

  学术型和契约研究型智库皆相当重视学术声望，都倾向于征募拥有卓越学术声望并来自赋有学术声望学府的博士，都强调使用精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广泛大众能信赖其研究的客观性与专业性。学术型智库的支持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机构，他们的议程设定通常是由内部组成，部分是通过由下而上的过程，研究者本身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机构创立者扮演议程设定的角色日渐增加，学术型智库的研究倾向反映学术训练和幕僚的研究偏好，研究结果常以学术论文、期刊和文章的形式发表。契约研究者大部分依赖政府的委托研究维持生存，研究来自政府设定的问题与范围，研究结果以报告形式发表。

（二）现代智库的功能分析

 Weaver将智库定义为：“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Stone以排除法定义智库，他认为：一、智库不是压力团体；二、智库不是政府的咨询组织；三、智库并非在大学内建立的跨学科整合的政策中心；四、智库与基金会有所区别；五、智库以非营利的目的从事研究。Daine列举了智库应具备的几项特征：依据慈善的目的而建立，在学术研究的知识领域独立于政府之外，以研究为主，强调学术性和分析性、提供政策制定过程所需专业知识的独立政策机构，以怀抱“公共精神”为特质、促成公共讨论和教育社群为宗旨。由此可知智库和一般的利益团体及倡导组织是有差异的。其中主要的差异是智库的两个特质：公信力和影响管道。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以专门知识和理念来发展组织的公信力和接近政策制定者，当决策者接受智库的理念时，智库即发挥影响力。简而言之，智库是极为重视公信力和影响管道的政治性机构，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在政策制定的辩论过程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智库是决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智库主要的工作即是探求知识理念，并将之向外传播，目的是逐渐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接受其研究成果，最终使理念能落实于法案与政策的制定上。除此之外，智库还是意见交换和政策网络的促进场所。因为多数政治家并不专业，他们不倾向也不渴望去吸收详细的专业知识和议题研究，但是通过和专家的互动，他们可能参与分享这些专家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智库通常透过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参与的专题讨论会和协商会来实现这个目的。举例而言，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及布鲁金斯研究所在研究与倡导解除对大众运输的层层法令管制上都有所贡献，而传统基金会更是在研究与倡议政府的运作应该尽可能民营化的议题上，成为众多智库的急先锋。

智库是政府公共政策议题的评论者。许多智库在国家元首或最高行政首长刚上任提出各项政策议案与未来的施政方向时，即开始从事一系列政策议题的评论与提出对策的行动。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传统基金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进行的“选民负托”系列研究，并以此为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该专著主要的内容为阐述美国的内政（联邦政府的角色、联邦体制的改革、租税与福利的改革）与外交政策议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设定国家优先顺序”，都市研究所的“向领导挑战”，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在1988年提出的向总统建议如何管理新政府，等等，均属此类长期性的，对政府政策议题观察、评论与建议的项目研究。

  智库可以评估政府运作效率与成果。一旦政府的政策方案开始运作，智库经常主动或受邀请来评估那些方案，检验其是否有效率地在运作及达成政策的目标。许多这类的研究是政府机关与智库签订合约，请其作评估研究，但也有不少是智库自己发动，自行主动去研究。有效的评估研究需要足够的数据，部分政府政策案运作缺乏公开信息，因此由智库来扮演评估者角色比较少见。政府部门若不愿意让大众了解，专业政策研究机构便很难掌握实际资料，对政府施政成效提出完整评估是智库的一项重要功能。

  智库是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智库是政府人员的供应者，是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卸职后再充电的场所，也是卸任官员的“避风港”，使得这些“从政府部门流放出来”的人才有去处。美国智库扮演人才库的角色不胜枚举，这也就是美国政坛特有的“旋转门”现象，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过去曾有30位学者离开智库加入里根政府；克林顿及卡特总统曾为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使该协会成为贵族智库；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即为前美国企业研究所副理事主席，切尼夫人仍为该所的资深研究员；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副院长波顿出任小布什政府主管军控、反扩散及裁军事务的国务次卿。智库整合政府机关外围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持新政府的人力需求，通过实习或伙伴关系的方式帮助训练下一代的政策制定者。

  智库是新闻媒体数据引述的权威来源。新闻媒体经常引述智库研究人员的意见。新闻媒体在报导时引用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可以显示信息来源之权威。同时智库在电子和出版媒体上扮演着公共政策和发生重大事件时的解释角色。智库担任解释角色时通常在报纸新闻首页或在广播电视中播送，提供专业的观点或诠释，帮助精英和广泛大众深入了解公共议题。有些大型智库甚至广泛罗列其专职兼任研究人员的数据及其专业领域，提供给媒体参考，因此有些智库研究人员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处理与媒体的互动事务。

总之，对于20世纪的智库创立者而言，智库首要的目的是通过学术研究增进公共利益，集合重要学者针对关键的内政和外交议题进行研究，提供给政府机关可行的备选方案。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新型智库在战略决策咨询体系中的现实需求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智库发展在其地域决策制定与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目前我国智库现状难以满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决策体系现代化、科学化，不但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总结，为进一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决策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研究，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撑。

智库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为首要目标。智库要在决策前参与，而不是对政策进行诠释，要有独立性。智库不是为了论证已有政策、决策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发现可能存在的偏颇和错误，并提出具体的纠正意见。智库要敢于提出具有质疑性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智库很重要的功能是预警和纠错。当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的现象、新的事实时，就产生了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时就需要确立批判性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已有的观点、理论提出怀疑并进一步加以批判分析。因此，要允许智库有多种声音，允许智库用多种渠道去发言、发声；但也不能放任不同意见和极端意见的泛滥，这就需要智库的评价体系；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鼓励智库主动提出问题，去建言献策。智库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产品，发挥对社会运行的思想影响。由此可见，智库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决策者进行决策时提供可信的信息资料、提供新的决策思路，保证决策的高效和正确；二是防止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起到纠错的特殊作用。

智库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专家和思想资源，这种资源一旦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无限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城市、区域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增无减，且呈现出新的形式，即越来越表现为谋略和智慧的竞争，因此，在战略意义上，竞争终究归于“软实力”的较量，智库无疑是一个城市、区域乃至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美国的强大与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是分不开的，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克格恩教授的调查研究，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智库这种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及其影响力在全球范围迅猛增长。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改革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对智库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五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升。
    五、重塑服务于地方战略决策咨询的新型智库

在我国，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主体来源已经多元化。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公共决策日益复杂和多元，要求更加深入地改革和完善国家的决策体制。建设科学有效的中国智库体系，就是为党政决策者更好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政策出谋划策。作为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专业化决策咨询作用越来越大，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服务。

（一）全方位创新新型智库的制度体系和建设理念

我国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改革挑战。政策创新的社会全局性和利益复杂性前所未有。大变革的新时代赋予智库更为艰巨的任务、更加重大的责任。然而，在党和国家的决策体系中，智库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定位模糊，研究质量和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国家政府的决策需要，提出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显示其战略谋划和综合判断能力不足，比较国际先进智库的决策作用，还有很大差距。实现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对智库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建设和理念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科学模式和发展路径。历史的惯性使我国的决策体制还带有高度集中和内部决策的特征。这种集权决策模式和封闭决策机制，必然背离现代决策的公开、透明的原则而为社会发展潮流所唾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动建立公

共开放的决策体制。这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把智库同公共决策体制放在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的刚性轨道上来，把公共决策体制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融合起来，有利于智

库的服务机制获得法律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也有利于我国的重大决策能够经过智库的科学论证。建立决策体系同智库体系的合作机制、沟通机制，能够为各类智库提供平等发展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会，

保证智库将最好的产品输送给国家决策体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确立智库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扶持智库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优势基础项目，建立对智库成果进行独立、权威的评估

制度，从而确保专家咨询的质量，形成智库之间健康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落实其职业能力、社会责任、道德操守的公共监督机制。

世界智库发展历史和现状证明，智库要真正出前瞻性、引领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和科研成果，必须要有一流的研究能力作支撑。一要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要发挥智库各自特点和优势，紧密跟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及时发现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作出战略谋划，科学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国家治理政策形成和实施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智力支持。二要提升数据信息监测、采集和分析的能力。可靠的数据信息、科学的工具模型、有效的分析方法，是智库最基本的能力建设。要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需要，全力拓展和丰富国家治理信息资源，及时、准确、完整、持续地收集国内外治理资讯，加强数据库集群建设，全面提高数据信

息监测监控、采集储备、分类分析的水平。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智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包括建模、模拟推演、系统研究等现代方法，强化各类量化分析预测模型工具的开发利用，建立政策模拟、风险监控和预警、绩效评估等软科学实验室，增强智库服务决策咨询的科

学性、精准性。三要提高应用对策研究的快速反应能力。智库除长远性、战略性问题研究外，其主业还是时效性较强的对策应用研究。要整合研究力量，紧紧跟踪和迅速应对国家治理重大决策，及时提供“高、深、精、实、新”的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四要提高服务咨

询决策的表达能力。目前，部分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直接影响智库声誉和生存。主要表现在内容上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支撑，重点本末倒置地放在指导思想、原则等务虚上，报告的操作性、实用性不足；行文八股化，文字不简约，篇幅冗长等。必须着力提高智库研究能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操作层面加强对策建议研究。同时，切实改进文风，全面提高智库服务决策咨询的表达能力。

（二）地方新型智库决策咨询功能的战略构建

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在智库内生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文化夯实和积淀作用。但在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过程中，同样要学习发达国家智库以国家公共政策和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决策咨询为服务的目标，要在传统战略思维统筹贯穿的前提下融合现代管理思想及工具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量化性。同时，我们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智库的精华思想，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体制。地方新型智库的重塑目标在于通过决策咨询帮助服务对象改进决策水平，提高决策质量，研究成果管理的核心是评价。以评价推动研究发展，通过智库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成为其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官方联系的纽带，使更多的人了解智库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背景下，重塑地方新型智库就是要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宜的现代智库，着力打造高端智库，既有世界眼光，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多学科、跨领域的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制度保障和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理论和实际操作水平，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一，重塑地方新型智库，要建立完善决策咨询的体制机制，对政府的决策起到监督和咨询作用。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发挥咨询系统或称参谋系统、智囊系统的作用，即由相关的专家、学者组成咨询系统，根据现实条件，参照历史经验和预测结果，以系统内外的各种信息为基础，集中专家们的集体智慧，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成熟的技术手段，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案和其他方面的咨询服务。思想库在现代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改进决策为目标，由多学科的研究人员构成，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及手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客观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第二，重塑地方新型智库，要理顺决策者和决策咨询机构的关系。决策咨询的核心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把决策和思想库之间的关系理顺，这样才利于掌握知识的一方对政府的决策起到监督和咨询作用。领导是决策的主体，承担着责任，政府官员需要有对意见的识见能力。专家则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充当参谋和智囊的作用，既要帮忙又不能添乱；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越位；既要有正面加深的提议，也要能够用合理的方式提出参考意见。为领导决策提出建议、意见、方案，要有远见，包括战略决策、战术、策略，从各个方面去论证，如从法律、理论、科学技术、历史等方面。要提高决策的质量，第一要真，就是事实、真实的情况。第二要准，数据、数字各个方面要准。第三要精，提的意见精炼、简明扼要。多方了解情况，研究事物本身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规律，进行比较判断。第四是建议不越位，意见要到位，观点适当超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类型既有长期的战略决策，同时还有局部、某项事情的一个决策，还有具体的、临时的，事情突变，需要决断。决策以后，去调查，用事实督促检查，在督促检查中发现问题，再反馈，不越位，还得到位。

第三，重塑地方新型智库，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需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着眼未来和全局，针对决策咨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分析、战略规划，加强决策咨询机构服务决策功能的发挥，以支撑决策、服务决策，建设高水准、高效能的智库。社会科学具有决策咨询功能，表现在它为决策者提供综合性基础；为决策提供专门的理论和方法，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走向综合化应用型研究，为各类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专家参与不只是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性，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的明晰度以及地方政府的学习能力会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学习的能力就是利用专家和智库进行政策的学习、提升，升华对制度和政策的认知，从而细化政策的目标和政策的工具能力。

第四，重塑地方新型智库，政府要转移出部分职能，发挥社团的服务咨询功能，在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找到边界。从政府管理部门分离出一些职能由行业协会或学术社团承担，如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数据统计、市场监管、评估、奖励与处罚等。明确职责、权力和义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社会公民参与决策过程，使一些有条件和资质的社团组织更多地发挥“智库”的功能，集中优势，统筹资源，整合多家社团组织的学科优势和合作资源，主动参与和推动有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创新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讨，打造多学科支撑的高层次的决策咨询的品牌。

（三）创新地方智库决策咨询研究的知识体系

现代智库要做好决策研究咨询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一定要坚持科学研究的创新性、实效性和前瞻性。坚持决策咨询研究的创新性，就是要在他人思维停滞的地方开始研究。决策咨询研究视野要具有“深广性”。要有创见，有新意。平平淡淡地人云亦云，浅浅薄薄地就事论事，没有深度和广度是不行的。因此，在研究中要注重打破陈规，敢为天下先，敢于在一些未知领域进行探索，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断提高研究的创新性。坚持决策咨询研究的实效性，就是要在上级文件停止的地方开始研究。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要具有“应用的有效性”，既要善于发现新问题，又要善于解决新问题；既要在决策前研究，也要注重决策后研究如何抓落实，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实时跟踪研究。坚持决策咨询研究的前瞻性， 就是要在领导思维开始的地方进行研究。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应当具有“超前性”，要前瞻地预见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提前对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的政策措施，当好决策高参。其中， 创新能力是现代智库保持旺盛生命力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 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这是我们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这种资源和矿产、能源等不一样， 矿产和石油资源是你发现不发现它都本来存在那里， 而知识资源是需要你不断地发掘，它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你越发掘，这种作为资源的知识就会不断发展， 或者说会不断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主角是每一个人。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经过相互的不断碰撞， 就会有火花迸发，新的知识就可能产生。这个过程就是知识创新的过程，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知识创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知识创新可以为人类不断提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 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是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创新活动的核心是“新”，它或者是产品的结构、性能和外部特征的变革，或者是造型设计、内容的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创造，或者是内容的丰富和完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技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的现代智力服务机构，是知识创新的主力军，也是社会创新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现代智库要在社会进步和智慧城市发展中发挥现代智库的创新功能，智库自身建设的与时俱进也是保持旺盛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

一是要解放思想，增强创新的动力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它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为对象，是由实践到认识乃至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理论性和文化思想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的全过程， 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必须领会和掌握其辨证关系。创新其实并不是可以孤立的存在， 它需要有思想自由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它与思想自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自由是因，创新是果，创新实际上只是自由思想的自然结果和最终表现而已，它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的思维、自由的思想。很难设想一个患有严重的精神依赖症、思想被重重有形或无形的索链所束缚、大脑处于日渐萎缩状态、不会独立思考，只会让别人代替自已思考、习惯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盲从别人、人云亦云的人，他会有什么创新意识和创造的能力。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离开了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创新。智库是“思想工厂”、思想产品的制造者和供应者，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条件自然是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科学的指导我们事业的发展。无数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可以激发创新工作活力。因此，解放思想是现代制度适应形势，寻求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是要重视学科创新和建设。以各种形式。加强重点学科、特色学科、优势学科的建设。在前期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不仅要加大对学科建设的资助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建立完善科研成果考核机制和行之有效的优胜劣汰考核办法，不断完善科研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对学术水准较高的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激励对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都能各展所长。围绕优势学科建设，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扎实专业理论功底。没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就不能用正确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就很难站得更高、更具理性，更能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也很难在研究中有好的创新思路，甚至于抓不住研究的重点和关键，还可能会迷失发展方向陷入盲目性。

三是既要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更要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决策研究咨询工作，必须从所研究课题的实际出发，形成新思维、提出新观点、探索新路径；要注重对所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决策咨询研究部门，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对智库研究的发展战略或者某一专业问题进行长期研究、跟踪研究，不断拓展新理论、新观点的广度和深度。

四是推行用人机制改革，唯才是用。探索推行岗位聘任制，加强专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方面，形成比较灵活的用人机制。如尝试让老所长、副所长提前退出职务，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对老专家实行返聘制度，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试行发挥老专家作用的“资深研究员” 制度以及整合社会学术资源的“特约研究员”制度，并在研究员中设立“首席研究员”和“学术带头人”，探索研究分级制度。按照“因事设岗、因岗选人、岗变薪变”的原则，实行人事制度的改革。

五是要注重创新型团队建设。科研团队建设是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着力营造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创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重视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重视深入基层，进行国情调研。如到各级政府等实际部门挂职，建立调研基地，团队合作等形式，培养锻炼人才队伍。通过挂职轮岗、社会实践、导师制、课题倾斜和攻读学位等方式强化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和锻炼。通过试行“导师带培”和“导师助手”等制度，使年轻科研人员在科研中得以早日发挥骨干作用。还有成立青年科研中心，赋予其科研组织的具体职能，并设立青年科研成果奖，通过青年科研人员的互动交流培养他们对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的把握能力，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培养一支富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优秀科研团队。

(四)新型智库组织结构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现代智库需要建构一个多元的智库体系。国内智库的组成人员主要是来自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他们研究的多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学科话题，多种学科综合能力并不强。这种单一咨询组织构成只能保证其政策咨询的专业性，并不能保证其政策咨询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因为这些研究学者并没有政府部门的工作实践经验，对决策层需求的把握尚不清晰。另一方面受学科背景的限制，看待问题的视野不够开阔和有远见，美国高级智库的政策咨询决策之所以能够得到政府的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库内部人员的多学科背景的整合极为高效，智库中的“官民转换”、“宫民结合”灵活而通畅。布热津斯、基辛格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专业的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工作，所以美国的智库精英他不仅有政府工作经验又能了解公众的需要。

    中国多元智库体系的构建尤其需要对民间智库大力扶持和引导。有学者指出，“民间公共政策分析机构是官方、半官方公共政策分析机构的有益补充”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并存存在政策研究之间的博弈，促使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在社会大众中寻求智力支持，以保障政策决策的理性和质量。近年来，民间智库的蓬勃兴起令人注目。民间智库如今现状已大大好转，有实力可以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切实的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半官方和民间智库共同存在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同时由于政府的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各个方面和层次的关系，我国智库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推动智库人员结构的多元化，跨部门、跨学科的人员组成是优秀智库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促进政策咨询机构的多样化，实现决策咨询组织的多元格局，将有助于通过竞争机制提高智库政策咨询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早日实现政策咨询产业化。

(五)建立开放合作运行机制新型智库

    国家智库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智库为了克服发展中的瓶颈必须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建立国际化智库就要求它不仅仅局限于对我国重大热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在国际焦点问题上予以关注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当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的同时相互依存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我国智库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认真分析当前国际政治思潮的演变，牢牢把握我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熟悉国际化智库的运行模式，努力建设与大国地位和需要相匹配的国际化智库，有效实施和改进提高我国对外的战略水平。

    现阶段中国智库要想提高国际影响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要逐步扩大国内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如今国际形势仍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中，国际关系变化多端，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了脚步，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新型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增长态势良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提升，此时中国智库就要借助西方一些大国对中国的高度关注这个绝好的契机，及时与西方先进智库进行交流合作，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大战、与邻国领土纷争等国际化问题上主动的掌握话语权，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二是要掌握国际智库扩大其影响力的主要手段，努力与国际接轨。三是要构建一批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相对权威、独立的智库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建立专业的智库进行专题项目的研究。

（六）建立完善合理的智库人才高地

智库作为智慧之库、思想之库，其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的素质高低。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一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智库第一资源的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和人才成长环境，以事业激励人、以成果评价人、以环境凝聚人，加强人才培养，注重团队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名成家，不断增强智库的人才吸引力。二要优化人才结构，提高智库人才政策开度。坚持智库工作以科研为中心，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以科研人才为中心，优化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结构。按照“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方针，加强对高端人才和青年才俊及其团队的培养，建设一支门类齐全、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新老衔接、熟悉全球治理、充分满足智库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打造中国智库人才高地。三要创新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办智库。要在人才遴选、经费投入、团队组成、成果模式等方面大胆尝试，实行经费向重大课题倾斜、向优秀研究成果倾斜、向高端人才倾斜，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予以保障。要以更加开放的眼界和更加宽广的胸怀广纳天下英才，包括聘用退休官员和专家、引入知名学者、接纳企业高管和行业资深人士，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提升智库知名度。要建立开放互动的人才进出机制，改变传统智库人员“终身制”、“铁饭碗”的身份桎梏和开放性、流动性、竞争性差的现状，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智库人员“出得庙堂、入得书房”的“旋转门”机制，加大智库自主用人权和人才的自主选择权，畅通官、商、学人员交流“直通车”。四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研究人员职业操守。教育引导研究人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坐得住冷板凳、拿得出真成果，能秉承“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学术价值观，恪守独立自由、科学严谨、创新实用的职业操守，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综合素质。

六、兰州城市新型智库决策咨询的建设路径

在我国，国家发展和决策治理的主体来源已经多元化。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公共决策日益复杂和多元，要求更加深入地改革和完善国家的决策体制。建设科学有效的中国智库体系，就是为党政决策者更好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政策出谋划策，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发展和决策治理服务。结合西部省会城市兰州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地方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一）全方位革新兰州地方智库的制度体系和建设理念

兰州城市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改革挑战，政策创新的社会全局性和利益复杂性前所未有。当前城市智库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定位模糊，研究质量和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城市建设的决策需要，提出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显示其战略谋划和综合判断能力不足，比较发达地域智库的决策作用，还有很大差距，必须对兰州地方智库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建设和理念革新，把城市智库同公共决策体制放在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的刚性轨道上来，把公共决策体制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融合起来，有利于智库的服务机制获得法律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也有利于重大决策能够经过智库的科学论证。建立决策体系同智库体系的合作机制、沟通机制，能够为各类智库提供平等发展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会，保证地方智库将最好的产品输送给城市的管理决策体系中。

（二）全面提升兰州地方智库服务决策的专业化水平

兰州智库建设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必须面向决策、面向应用、面向发展、面向未来，需要明确的专业和特色定位、灵活的资源配置、明晰的服务指向。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要求，根据自身研究专长和优势，制定中长期研究规划，确定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形成持续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制。加强选题策划和项目遴选；重视学术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政策模拟仿真、政策背景分析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技术手段创新和跨学科平台建设；认真完成有关部门交办的研究任务，集中优势力量攻关，按时提交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提高政策研究、评估、解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准确性；加强与有关决策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重大决策需求和信息，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论证会、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等活动，拓宽决策咨询服务的方式和范围；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深入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和数据抽样调查，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充分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坚实支撑；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专业数据库、案例库和信息系统平台建设，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三）充分发挥兰州地方社科院的自身的地位和优势

相比于党校更熟悉干部培训和党建工作来说，地方社科院更加面向社会；相比于党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完全围绕政府的应急性课题展开工作，地方社科院则相对远离决策中心，不是决策咨询的第一梯队，但也正因如此，地方社科院不必受到事务性以及应景工作的限制，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相对宏观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工作。综合起来看，兰州地方社科院的优势在于基础理论与社会实践并重，比地方高校、党校等教育、培训研究机构更贴近社会现实，比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更具理论深度，所以地方社科院所提供的决策咨询应侧重于有相应理论根据的中长期战略性规划和基础性问题咨询，以及地方政策研究部门不能完成的重大应急问题咨询。 

（四）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开创设立兰州国别研究机构

“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兰州城市智库研究做支撑，“一带一路”战略为新型地方智库建设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遇。未来，兰州城市新型智库发展要服务于兰州向丝路国家“走出去”, 应当致力于搭建国际化网络，成立兰州城市智库国别研究机构将会不断促进兰州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人文交流，最终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互利共赢，形成全方位合作的新格局。兰州市社科院从今年初开始筹备设立国别研究机构，通过一年来的不懈努力与多方奔走，多次与兰州市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兰州市政府同意兰州社科院设立中西亚研究所。可以说中西亚研究所的设立是兰州市在地方新型智库建设方面的一项开创性工作，既是兰州繁荣发展地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具体实践，又是地方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体现。为进一步充分发挥在中西亚研究方面的深厚研究影响和实力，帮助指导刚刚成立的中西亚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能力的成长，兰州市社会科学院依据《兰州市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进一步创新方式，不拘一格地引进马大正等五位国内研究此领域知名学者组成中西亚研究所专家团队提供更为科学、可靠、高水平的决策咨询和智库服务。随着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地深度交叉融合，对于“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水平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兰州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城市新型智库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信兰州市社科院中西亚研究所的设立必将成为推进兰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对外辐射的重要力量，必将为兰州向西开放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重要的智力支撑。

（五）整合兰州现有智库资源，组建城市智库平台

由于历史与体制的原因，兰州的智库大都归属不同的系统，各自实行垂直型管理，即使同一系统的智库，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协调也相对较弱，甚至出现重复建设，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研究资源浪费，成果雷同，应整合资源，强调专业化差异化，提高智库的知识层次、工作效率及管理能力，构建可以互为补充的智库集群，提高兰州市智库的整体水平。建议整合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研究室、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社会研究机构等部门的研究力量，组建兰州城市智库协会或智库联盟，汇集专家、官员、企业家和媒体等多方的智慧，搭建优势合作平台，共建资源共享、课题共研、成果共创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平台。建立智库间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党委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赋予该组织作为沟通智库与决策者的渠道和平台，规范推动和整合各类智库资源，汇集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形成影响和参与决策的重要力量，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促使政府打通决策咨询成果转化渠道，成为兰州市各类智库开展国内外交流和合作的广阔平台。

总之，建设地方新型智库是我国地方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循序渐进，可以预见，假以时日，地方新型智库一定能为我国政府地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决策服务支撑，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释放应有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