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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发布日期:2018-09-25 作者:张清俐字号:[ ]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和商务模式极大得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置身其中的社会公众面临更多的风险因素。人们在期待“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呼吁着通过法律制度对依托于网络科技的新兴经济业态进行有效引导和有力监管,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修订中都增加了有关网络交易的条款。8月31日,历经五年、四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终于审议通过,成为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法律与监管发挥怎样的作用?伴随网络科技而日新月异的经济业态给既有的法律框架带来怎样的挑战?就相关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鹏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在您看来,互联网科技和因此催生的一系列新兴商业模式,和传统的经济形态、商业模式相比,增加哪些风险因素?对我国现有法律和监管制度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需要其从哪些方面给予相应的引导、规范和保障?

  赵鹏:就前者而言,新兴技术的应用总会带来新的风险议题,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从本质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联的社会,革命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利用的成本。这虽然极大地增进了很多活动的效率。但是,诸如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则会被高度放大:在前互联网时代,信息存储、归类、检索、复制需要大量成本,这本身就构成信息可及性的重要约束条件。互联网在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必然使得隐私保护等问题更加凸显,甚至可以说使其从背景走向前台。而且,可以预见,这类问题会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很多方面降低了成本,并增加了决定的可靠性。但是,这一技术捕捉用户偏好,对其精确画像,进而塑造甚至操纵用户行为的能力也非常强大。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智能互联社会,个体的自治空间面临巨大的被侵蚀风险。遗憾的是,至少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这类问题尚未被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就商业而言,互联网技术使得个体之间协作的成本大幅降低,因而在很多领域引发了商业模式的革命。例如,传统的出行服务,都是出租车公司通过资本投入,购置车辆,雇佣司机,从而集中化地服务消费者。但是,包括GPS定位、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催生了以平台为中心组织大量分散个体直接进行交易的商业模式。问题在于,法律是以传统上的商业组织形态为基本蓝本来设计的,商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意味着现行法律规制架构面临失效的风险,需要结构性的调整。否则,要么僵硬地适用既有法律规则而阻碍创新;要么使得新兴活动缺乏基本规范而野蛮生长。

  记者:新的数字经济业态给目前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带来怎样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与监管制度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

  赵鹏:我想,一个基本的挑战在于,无论是互联网技术本身,还是其得以具体应用的商业生态,都呈现出快速演进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如何确保法律和监管体系跟上现实,避免“刚刚制定就过时”的尴尬,面临不小的挑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OECD的报告也指出,整体而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法律框架都未能与数字经济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20世纪的法律指导21世纪的现实”的情况。

  客观而言,作为对既经验的表达,法律和监管不可能做到与现实完全同步,适当的滞后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但这仍然有一个限度,毕竟,社会需要法律保护个体,防止其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相对确定的法律环境。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因应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律,不断调试我们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在这方面,目前来看,我国的法律和监管体系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您提到的平台责任为例,我们的法律对平台性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应了技术和商业现实的变化:

  早期的互联网平台更多的是信息汇集的空间,对交易介入并不深,提供的主要是信息类服务,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将平台的活动定性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并基于这种定性而在当程度上豁免了平台适用有关政府规制、侵权责任等方面的法律。

  此后,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对生产、交易有了越来越强的控制能力,凭借它,互联网平台可以组织提供包括支付、物流、认证、技术服务、纠纷解决等在内的经营活动,并通过平台规则和技术手段规范、监视甚至制裁参与者。“互联网信息服务”已经难以解释其活动的性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亦开始将互联网平台视为一种独立的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概念开始出现,这意味着法律开始将平台视为一个“在线市场”来规范。

  这种“在线市场”的定性,意味着法律仍然认为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有其原始的组织者,互联网平台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交易渠道。但是,网约车等共享经济的环境下,已经没有这类组织者,相反,互联网平台凭借对生产、交易活动的规范、控制和保障能力,直接组织个人之间(而非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大规模的服务、产品、空间使用权的交换、定价。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监管规则也有重新认识互联网平台法律性质的趋势。例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就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需要承担承运人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

  相关法律对平台性质的认定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不乏争论,基于这些定性而具体设计的一些规则,其合法性和科学性也还值得进一步检讨。其中,一些规则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才能评价其效用。但是,这种因应技术和商业现实的变化而不断调试法律,在我看来,不失为一种务实的立场。

  记者:《电子商务法》历经多年最终表决通过。此次《电子商务法》通过,对于未来完善电商经济的法律与监管,将发挥怎样的作用?除了《电子商务法》之外,您认为,还需要哪些方面的举措来完善?作为法学工作者,您认为亟须学界关注和研究哪些相关重大课题?

  赵鹏:创新与法律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我个人的一个粗浅看法是,既有法律和监管规则是基于以往的实践经验而设立的,而创新则总是突破了既有的实践。问题在于,这种创新既可能带来效率的提升,也可能带来意外甚至难以控制的成本。这一过程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法律和监管体系很难事前就预见某种形式更为优越。因此,更加稳健的态度是,法律和监管规则的设计应当聚焦于法律的意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实质,无论是针对创新者还是现有参与者,均实质等同地赋予其针对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保护的义务,而对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保持中立的态度。这种中立态度要求法律和管制规范在制定、解释和执行过程中不偏向于维护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形式,既为创新预留空间,也防止或减少监管套利。

  具体到《电子商务法》,我想它可能只是我们国家法律体系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尝试性的回应,带有相当的试验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这部法律在回应社会关切,强化电子经营者在诸如消费者保护、竞争秩序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义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整体而言,这些回应还是比较零散的,而且对新兴的商业形态关注不足:共享经济模糊了民事活动/经营活动、消费者/经营者的传统法律分类;社交电商、直播购物模糊了社交、娱乐和经营活动的边界;新零售打破了线上/线下的界限,这些问题恐怕还没得到这部法律的充分考虑。

  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对于数字经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立场?需要什么样的监管或者说治理的架构?是仍然遵循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体系,还是探索自下而上,伦理、政策和法律分工协作并有效互动的体系,我们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因此,这部法律虽然通过了,但是,还有大量具体化、合理化以及结合新的商业实践而进一步发展、解释的任务,这意味还需要法律实践部门和理论研究者的大量工作。以广受关注的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审核义务和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例,如何在实践中界定这种义务的范围,可能需要在综合考虑监管立场、技术现实和行业实践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能够平衡多种价值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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