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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刊手稿中的“特纳”辩白

发布日期:2018-07-09 作者:王邵励字号:[ ]

未刊手稿中的“特纳”辩白

    重温19世纪下半叶开启的美国史学职业化历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边疆学说”是必经的路标。边疆与特纳在公众知识视野中共塑起一个鲜明的知识标签。这种根深蒂固且传播甚广的学术印象,与特纳的成名作——发表于1893年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无关系。它引领了美国历史解释的新模式,堪称美国思想与文化界割断“欧洲生源”的宣言。但是,这篇文章所散射的耀眼光环也遮蔽了特纳在“边疆”之外的学术创见。在公众所接受的经典“边疆”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个更为本我的“特纳”?

  未刊手稿再现创作过程

  特纳毕生笔耕不辍,但成型的专著只有两部:《新西部的崛起:1819—1829》(1906)和《1830—1850年的合众国:国家及其地域》;其中,后者为遗著,1935年由其弟子整理刊行。特纳比较认可的论文大部分收录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920)和《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32)两本论文集中。今天,学界对于特纳史学成果的认知主要基于上述作品。

  然而,这些面世的文字仅仅是特纳思想世界的冰山一角。在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威斯康星大学档案馆及威斯康星州立历史协会等地,还保留有特纳数以万计的未刊文稿,包括他生前各个时期的读书笔记、论文草稿、书稿提纲、课程纲要、授课讲义、学术通信、资料卡片、报刊文摘以及他批阅过的地图与统计图表及各类藏书等。辨识特纳手稿的最大感受,就是这位历史学家始终保持着“行者无疆”般的强烈问题意识和“止于至善”的自我期许。公众所见的特纳成形之作,在“定稿”之前往往历经数个版本的锤炼。早期版本中大段的修改痕迹,记录了作者当年复杂的创作过程。即使是对公开发表后的作品,特纳依然没有停歇批判与改进的学术努力。

  对于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非体系化”的文本恰好构成了再现史学思想生成与变动的珍贵史料,有助于在已刊作品里的史学思想之外追溯思想者的曲折心路,接近“边疆”“地域”等特纳式概念的本意。

  “边疆假说”重建本土叙事

  在特纳的诸多未刊文献中,有一封回复学者施莱辛格的信件,颇值得我们注意。这封回信缘起于1925年5月2日,施莱辛格致信特纳,告知他《历史学展望》上刊发了一篇针对他的题为“陈词滥调的边疆假说”的批判文章。5月5日,特纳复信,为自己的学说进行了“即兴”辩护。他指出,粗心的读者常常误解他的边疆概念——“我所谓的‘边疆’其实是一条‘文明与蛮荒交汇之线’以及‘新西部’的诞生,而不仅仅是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土地……我真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当初提出‘边疆’的初衷,理解我所选择的这个解释美国史的新视角的用意,理解我为何要凸显和强调这个塑造美国历史的‘内因’。”

  实际上,特纳借这段话说明了1893年前后提出“边疆假说”的特殊历史语境与史学语境——摆脱源自欧洲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影响,以“边疆”这一美国历史的内生性解释因素为突破口,重建美国历史解释的本土话语自信。接着,特纳又对“边疆假说”遭遇批评的时局背景进行了深刻分析,即受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及战后美国控制欧洲的需要,任何凸显美国历史独特性的思想与学术论断都显得不合时宜。特纳写道,有人怀念战争之前的旧美洲,因此反对边疆理想,反对美国历史的特性,想回到美国史叙事的老路上去——以欧洲的视角,用阶级冲突导致个人主义产生的方式去叙述美国历史,从城市史视角去解释美国的历史;但是,无论历史学者对“旧世界”怀有多么深厚的情感,也不能全然不顾美国历史的实际。

  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篇未刊信稿更具学术价值之处,在于它暗示了“边疆”与其欲建构的“美国整体史”解释之间的关联。他在信中写道,提出“边疆”还旨在启发读者在经济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尤其应当对美国历史解释中的历史地理以及心理因素等给予更多关注。他指出,在其后的20年,“地域”观念将伴同他此前的“边疆学说”,共同建构对美国历史的总体解释,尽管地理因素对未来美国的影响会大不如前。

    “地域假说”与美国整体史

  上文中提到的“地域”,正是特纳的另一个标志性学术贡献。在写就此信的前两个月,特纳刚刚在《威斯康星历史杂志》发表了《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其文题的句法原封不动地照搬了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翻检1893年到1925年的特纳论稿,隐约可见“边疆—地域”的逻辑走向:“边疆”在美国诸地理区域中的推进,经由“文明”对不同类型的“野蛮”环境的征服与改造,铸就了多样、复数的美国“地域”。质言之,“地域”是“边疆”推进的地理依托,“边疆”是塑造“地域”的历史动力。作为“边疆假说”逻辑延伸产物的“地域假说”,“边疆”和“地域”共同支撑起特纳对于美国历史的体系化解释。

  《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显然未能改变学术界对特纳的“刻板印象”。在阿拉马克等诸多同时代美国史研究者心目中,特纳的美国史叙事就是“边疆决定论”。而就特纳自身在1893年之后的史学实践而言,他一直在突破边疆假说中的“单因果论”,这种学术努力在特纳的未刊信稿中早有十分清晰和真挚的“独白”。在1922年4月18日致阿拉马克的信中,特纳写道,“有人说我的边疆学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可是我并不这么看。在解释我国历史时,观念的、经济利益的、边疆推进以及区域地理等因素都不能忽视……当我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1865—1910年的美国’这一词条时,我充分意识到了多种解释因素的平衡性……事实上,我觉得十分有必要调整一下‘边疆’的界定,以修正我在三十年前的认识。当务之急,我希望为‘边疆’附加一个新的伴生性内涵,那就是‘地域’。如果可能,我将在有生之年把我过去的认识和新的想法统合为一体,对美国史做出动态视角的整体解释”。

  “未刊历史文本”的思想史意义

  “边疆”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性”已成定论。从阐释学意义上讲,作品在传布与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了作品解释权由作者向读者的让渡。与其说是特纳赋予“边疆”以美国解释的“重要性”,不如说是特纳与他的读者及他们共享的社会诉求及文化趣味共同塑造了特纳的学术形象与边疆的符号意义。

  特纳未刊文稿中的独白与私语,对于再现特纳完整的思想世界自然意义不凡,但作为特殊形态的史料,这批未刊文稿因为未曾进入美国史学的公共空间,而大大折损了史学史价值。但凡一种思想资源,只有纳入公众阅读与认知,经由认同或批判等思想互动而成为公共学术资源,方具有长时段的学术意义。无论特纳自身突破“决定论”的意愿多么强烈,他那些秘而不宣的思想终因后继乏人和知音寥寥而未能转化为美国史学的集体思想遗产。

  无论特纳如何辩白,历史、时代和潮流都一如既往地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评判他。当镀金时代的美国需要一种声音去表达国史自信,他的“边疆假说”便大行其道。当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需要重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特纳又与时俱进地被用作批判“美国例外论”的靶标。就这样,他以一种别样的、自己无法掌控亦远未如愿的方式步入了美国思想史的谱系。

  对于他的思想,无论基于学术规范的“正解”还是断章取义的“误读”,都构成了客观的美国史学思想历程。故此,更重要的问题是,变动中的美国社会到底基于何种历史和史学语境去发明了它们各取所需的“特纳”?诚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在理解历史之前先要理解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学家之前先要理解历史学家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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