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国认知视角下的中国软实力建设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软实力逐渐增长,引起广泛关注,有人认为中国所拥有的并非软实力而是“锐实力”。“锐实力”主要指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输出由政府控制,具有干预他国内政、对他国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政治目的。有学者认为,这种西方的错误指责根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有学者认为,“锐实力”的提出,需要重新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进行反思。应该说,奈的软实力理论虽然为衡量国家实力提供了“软”视角,但其前置价值观仍是西式的民主、自由和开放。因此,西方对中国软实力的衡量往往是带有前置价值观立场的强制阐释,并且很容易走向一种价值判断。然而,上述两种看法只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忽略了对软实力受力国认知的研究。
软实力的现实效应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结果,如果不考察受力国对软实力的认知,常常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输出的就是软实力,那么,中国的软实力输出将会在某些情况下失效而使软实力效益受损。约瑟夫·奈在后期著作中也认为:“通过吸引产生软实力既依赖于权力实施者的特质,也依赖于实施对象对这些特质的认知。”不可否认,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片面忽视西方的批判与认知,中国将不能全面认识自己。对西方带有偏见的错误批判进行回应是一方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是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锐实力”的提出也并非坏事,它有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打造。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是崛起国与既成大国的关系。对美国认知的考察,将使中国更准确地认识到自身软实力输出的误区,转变软实力发展输出的战略和方式,从而减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此后,中国的软实力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影响平台,美国的大众媒体对中国软实力的报道,将会对其国内的舆论环境和政策议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根据软实力的三大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本文通过道琼斯全球新闻数据库(Factiva)选择了关键词“China’s soft power;Chinese regime and soft power;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soft power;Chinese policy and soft power;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Chinese culture and soft power;sharp power and China”,对美国三大主流期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进行取样。从200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26日的取样中,除去无关内容,共计获得有效样本109篇。
本研究发现,从2007年10月至今,美媒对中国软实力评判的整体趋势是从较为中性逐渐转向负面讽刺的,发生转变的节点在2012年前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中,经济类报刊《华尔街日报》写中国软实力的相关文章最多,表现最为关切,其次是《纽约时报》,而《华盛顿邮报》一直关注不多,却在2018年表现出特别关切。同时,三大主流媒体涉及议题最多的是中国经济与软实力的关系。可见,美媒对于中国软实力的认知集中在经济因素上。虽然美媒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中性、客观的描述和评论,但2017年西方提出“锐实力”以来,美媒对于中国新闻案例的报道大都是负面的,对新闻事实的描述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美媒虽然标榜尊重客观事实、言论自由和多元声音,但却用潜在的价值观立场为标准筛选偏好的事情和言论,用“拟态环境”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引导其国内的舆论和政策议程,整体上对中国软实力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取向。
第一,对于软实力资源的认知。美媒认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资源不是文化而是经济。中国文化由于监管严格导致创新性不足、缺乏活力、意识形态宣传浓厚等问题,反而没有经济利益对西方的吸引力大。《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文化——广义上包括表演艺术,文学,大众娱乐,电视和电影——处于困境中。除了少数几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和创新外,今天的中国文化主要以粗俗模仿西方商业的成功(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盗版)和艺术品的生产而闻名”,并且认为主要是中国严格的制度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强大的经济以及来自家长和学区要求学校提供中文课程的压力,胜过了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事实。”学生们选择学习中文,并不是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而是将中国视为全球竞争中的未来选择。《华盛顿邮报》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一些明星和企业主动迎合中国的要求,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而是为了中国广大的市场。
第二,对于软实力输出动机的认知。2007年起初的几年内,美媒认为中国输出软实力是为了改变在西方话语中的不利地位,积极塑造中国在西方社会的良好形象。近年来,美媒更加大胆地认为中国输出软实力主要是为了制定他国的规范、叙述和态度,将中国的政治价值观通过经济赞助、礼物赠送、收买等手段投放到西方,并对他国进行政治操纵。《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同民主社会竞争,而且在价值观方面也要进行竞争,中国通过“锐实力”来对抗西方的软实力,“目标是塑造对共产主义政权及政策的有利看法”。《纽约时报》认为,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赋予了该报新使命,即“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并打击它在外国媒体中看到的反中国偏见。”2018年过去的五个月不到,《华盛顿邮报》有关中国“锐实力”的报道就高达7篇,并且更加声称“北京尖锐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宣传范围,转而操控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在另一篇文章中则认为:“美国文化与经济的软实力美德试图为全世界的美国理想提供支持……而中国与俄罗斯是不努力赢得人心而依赖高压的锐实力。”
第三,对于软实力输出路径的认知。美媒认为,中国软实力的输出路径主要建立在经济手段上,例如收购海外媒体、赞助学术基金会、开办孔子学院、投资电影、音乐等文娱事业,并且认为这些活动与政府关联性很强,政治意图明显。《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也正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电视,电影和动画文化,以抵制它所认为的美国软实力影响。”《纽约时报》更臆测:中国政府是万达、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巨头收购海外文娱产业的幕后推手,因为中国政府想要借助文娱产业将其政治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北京需要民间企业界大亨来推动海外的利益,并在世界各地的工业和社区中发挥影响力,“万达的扩张规模部分是由于中国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一流公司在美国建立门户。”《华盛顿邮报》持同样观点,中国“对外国资产的培养遵循相当传统的路线: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联系,用慷慨的礼物和招待来吸引政治精英,并与当地大学及其庞大的中国政府网络建立伙伴关系——赞助孔子学院来影响对中国的境外态度。”
第四,对于软实力影响的认知。美媒认为,中国软实力的输出威胁到了海外民主体系的开放性和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但同时中国的做法已经催生了实质的对手。《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软实力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新闻机构、大学以及公司,但问题还在于西方多大程度上妥协自身价值,以获得中国的经济回报。《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大陆的权力已经干涉香港的自由,香港《南华早报》成了中国的传声筒,即使《南华早报》新闻质量再好,西方读者也会对它产生怀疑,现在只有台湾还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堡垒。《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军事集权、收购海外媒体等方式来干涉他国内政,威胁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指出:“政府和其他各方也应该着眼于促进国内关于使用‘尖锐工具’的辩论,以确保公民知道北京和莫斯科的对外活动具有政治动机,而且绝非利他主义。”
综上所述,美媒对于中国软实力的认知主要建立在中国逐渐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上,而不是中国拥有的深厚文化、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上。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美媒在2012年前后开始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转向负面讽刺了。2012年是南海问题频发的一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在军事力量上也表现自信。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逐步实施,和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国家交往密切,共享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与西方国家交往密切,西方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也随着经济、人员、信息、技术的全球性流动登上国际舆论舞台。一方面,在既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美国对中国感知的固有模式和偏见则更易夸大双方之间的“文明冲突”。美国对中国软实力的偏见,只是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过度分析,是一种以己度人的“投射效应”。固有的偏见和思维模式是其分析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对中国软实力输出动机的猜测和判断是基于“想象中的中国”,而不是建立在真实中国基础之上。“文明的冲突”论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绝对划分上,忽略了文明之间的共荣、共生、包容与吸纳。因此,美国需要接受多元发展的现实,摒弃偏见。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客观上引发了美媒的担忧。因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仍具重要现实意义。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对自身软实力的认知更多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上,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不计其数,仁爱、和谐、共享、包容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当西方以传统冷战思维指责中国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控制他国政治议程时,中国对莫须有的无端指责自然反应强烈。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看到西方的部分认知中也具有某些现实价值。如何将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转化为受力国认知意义上的软实力,仍是需要巧心细琢的。此外,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政府的支持,但如何将经济因素、政府因素等隐性化,做到“润物细无声”也是需要仔细推敲的。
大国无小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迅速发展必然会吸引全球瞩目,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发展的聚光灯下做好发展这件大事,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的宏大叙事能力。软实力是一种长期才能见收益的战略性投资,中国的软实力未来发展当从长远着手,从“润物细无声”处着手,才能更好地适应国家间交流和国际传播实践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奠定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