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叙事模式的三重转变 在传统史家笔法、经世致用的理想及域外视角的有效参与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文体类型的报告文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在新时期达到了继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随后，嬗变中的报告文学在时代语境、读者选择、传媒变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规训与导引下，与时俱进地调整叙事策略，以适应社会与文化持续不断的发展转型。 叙事距离从及时转入沉淀 报告文学的叙事距离包括了叙事题材选择的时间长短、叙述姿态的外显或内隐等多重维度，权衡好报告文学的“报告性”与“文学性”，首先要处理好叙事题材的距离问题。新时期伊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引领了一股人物题材报告文学写作潮流，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轻骑兵”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一时间广受追捧。此外，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等也都依托报告文学得到了准确而及时的反映。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既紧凑地应和着现实步伐，也融入了足够的思考与沉淀，并被逐步经典化。 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的标高性存在，报告文学在步入90年代后，发展渐显疲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奔涌和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助推下，一部分作者转向80年代后期渐起的历史题材书写。这些历史演义作品除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与阅读快感之外，和本体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相去甚远。但在这一时期，另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则继续坚守文体叙述本色，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很好地平衡了题材的时效性与时间的沉淀性，真正使报告文学既富于时代感，也饱含感染力。 进入21世纪，何建明的《国家行动》《那山，那水》、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孙侃的《中国快递》等报告文学作品紧跟历史更替，积极呼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扎实全面的历史真实与生动形象的文学叙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的丰富多彩境况，也强化了报告文学文体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感。但应引起重视的是，“伪报告文学”扎堆到历史“觅食”的不健康倾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无度的想象、虚构甚至胡编乱造，毫无时代主题的冗长历史叙事，严重破坏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时效性的文体要求，也背离了文体初衷。
叙事聚焦由单一趋向多元 新时期富有代表性的《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船长》等人物型报告文学，择取了限定性的人物聚焦，既攻破了很长一段时间零聚焦一家独大的森严壁垒，也进一步彰显了文体的非虚构品格。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文学创作技法风潮式的来袭，同时期在小说等其他叙述文体“实验性”的聚焦方式革新，也深刻影响了现实行走姿态的报告文学，使其叙事的艺术表现空间有了较大突破。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集合式与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兴盛，足见多声部转换聚焦的叙事魅力。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文本中聚焦方式的环绕，有力地冲决了报告文学零聚焦全知叙事的垄断，在对人物、事件、问题等的把握上，也更加迫近细节的真实。 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90年代，报告文学的收获可谓“平淡浮泛”。三种聚焦方式在人物型、事件型、综合型的报告文学中表现出了较为默契的对应。而转换聚焦作为一种专属于报告文学的聚焦方式，一度跃居主角，以消解零聚焦、限制聚焦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惰性，彰显了报告文学叙述者日益自觉的读者意识。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鸣生的《中国863》等文本中，外聚焦、零聚焦与限制聚焦在行文过程中的交叉与转换，形成了聚焦的蒙太奇，文本中呈现出了“多声话语”的复调，既使叙述更加流畅，也兼顾了叙述者与接受者双方的需要。原本线性而平面的叙事表达，在复调式的双重与多重话语中变得多维而立体。聚焦转换带来的逻辑性与全面性，则强化了报告文学非虚构的文体诉求。 21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零聚焦、限制聚焦、转换聚焦所占比重大体持衡。不过，在具体聚焦时，出现了违反叙事常规的省叙、赘叙等聚焦变异。如李西闽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全文选择限制聚焦为主导聚焦形式，同时掺入了其他几个类型的聚焦——在“漂浮在虚空之中”一章中省叙地专注于内心恐惧的表达；在“他们”一章中被埋于地下的作者却用的是赘叙式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聚焦方式的变异使报告文学叙事的逻辑性更加严密，也增强了文本可信度。可见，由新时期至新世纪，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聚焦模式的流变呈现出由相对单一而逐渐多元化的趋向。多元格局的逐渐明晰，彰显了报告文学文体掘进过程中对传统的有效继承与对西方叙述技巧的能动采纳，指认了报告文学自身文学性的日臻完善，显示出了报告文学文体求新求变的旺盛生命力。
叙事结构在守正中努力创新 对于非虚构叙事的报告文学而言，虽然生活的逻辑规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造的可能性，但是现场感营造及文学叙事的必要性还是给了叙述者足够的结构权力。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几经发展蜕变，其结构方式主要体现为线性纵向的时间型（线型结构）与对应横向的空间型（非线型结构）两个对举的结构类型。其中，线型结构又可根据线索的繁简程度，区分为单线、复线和环状三种。新时期之初，以《哥德巴赫猜想》《胡杨泪》等为代表，单线型结构的人物题材写作风靡报告文学界。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横向全景式结构报告文学的出现与繁荣，则标示着复线结构类型报告文学的一次丰收。《在这片国土上》《命运》《唐山大地震》等文本中，横向全景式的结构范式修正了单线型结构叙事的诸多不足，使报告文学叙事更加真实、全面、生动。《走出地球村》《大江北去》等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均对这种结构方式予以了继承。 问题报告文学作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突出类型，关注的是具有广泛社会性的问题和现象，虽然一开始选择的是环状的线型结构作为叙事结构的基础，但时间的意义被淡化、消解，空间的意义取而代之。《西部在移民》《中国的“小皇帝”》等报告文学完成了对包括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等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分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文结构，在突显报告文学非虚构品格的同时，也强化了叙述主体的批判意识。这种非线型结构方式的出现与成长，完善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的体系。90年代以来及至今日，举凡问题题材的报告文学，大多沉溺于非线型结构方式，《落泪是金》《中国农村的“留守”孩子》《中国——车祸之痛》等都沿用了这种三段论的叙事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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