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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视“形”为生命之“舍”

发布日期:2018-02-13 作者:高旭字号:[ ]

《淮南子》视“形”为生命之“舍”

    在劳“形”而亏的问题上,《淮南子》和老子一样,尤为反对人类在社会状态中因物欲的放恣, 对“形”造成剧烈耗损。极度的享乐生活是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的过程,让人们不断失去对生命之“形”的掌控能力,使“形”日益由“全”变“亏”,形成巨大的生命黑洞,以致身心俱丧、短寿夭命。

 

  在道家的生命哲学中,人类生命的现实存在首先表现为自然的身体,也即“形”。有“形”才有人的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反之,生命便无所寄托。《淮南子》指出“夫形者生之舍也”(《原道》),形象地将身体譬喻为生命赖以栖息演生的宅居之地。《淮南子》这种重“形”主张是对先秦老庄道家“重生贵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形通于天

  人类生命源于宇宙自然的演进过程,产生之后,又在自然条件的物质限制中生存和发展,所谓“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诠言》)。由于生命产生的这种自然性,所以《淮南子》认为,“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天文》)。也就是说,生命之“形”与“天”具有内在的类比性,彼此间可以相通,建立起某种密切的关联。《淮南子》还着眼于生命的具体孕生过程与身体构成,进一步深细阐说,“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脏乃形……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精神》)。可见,“孔窍肢体”作为生命的物质之“形”,其具有的这种天人相通性,意味着人的孕育产生原本是宇宙演化的自然产物,这是《淮南子》对“形”从宇宙论的背景下进行的理论思考。受此促动,《淮南子》提出“形”的存养原则,“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天文》),要求人们以“顺天”为根据,规制自身“形”的实存状态,使其始终符合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成为生命精神最为适宜的物质载体。

  劳形而亏

  《淮南子》继承庄子的观点,将“形”的存在状态视为生命发展的首要条件,认为“形”是人类得以经历“生”、“老”、“死”等自然过程的前提。但人类对自身之“形”的存养,并非总能自觉“顺天”而行,而是经常使自身陷入“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原道》)的恶性循环中。

  在《淮南子》看来,“形”的亏而不全,根本上是由于人类作为自然的生命体,总是背逆宇宙天地的自然节律,让自身处于“苦心劳形”的困境中。在“形”的日常存养中,人们不应对其过度使用,因为“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原道》)。这种过度使用必然带来过度耗损,造成“形劳而神乱”的恶果,终致于“躁而日耗者以老”(《原道》)。

  在劳“形”而亏的问题上,《淮南子》和老子一样,尤为反对人类在社会状态中因物欲的放恣, 对“形”造成剧烈耗损。它指出,“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原道》)。极度的享乐生活是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的过程,让人们不断失去对生命之“形”的掌控能力,使“形”日益由“全”变“亏”,形成巨大的生命黑洞,以致身心俱丧、短寿夭命。

    佚形而备

  认识到劳“形”的弊处之后,《淮南子》对“形”的存养之道进行了辩证思考。首先,要适形而用宜。人类身体具有自身的生理特点和功能,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扬长避短、合理使用。《淮南子》以“猿狖”和人相比较指出,“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齐俗》)。总之,人类对“形”的使用不是毫无条件的,而是要适应其自然性质与特点。

  其次,要度形而节己。《淮南子》指出,“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氾论》),认为对“形”的存在来说,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物质条件,只要能满足其自然需求即可。道家从老子以来就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主张“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十九章》),限制人类的社会性物质需求。《淮南子》将这种节欲思想推阐到养“形”方面,更深刻地指出“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人间》),认为如要确保“形”的整全性,人们就必须以“形”的本质需求为重,减少物欲对其造成的负累和戕害。

  再次,要去累而利形。在道家思想史上,庄子较早对生命之“累”作出了阐释,反对人类因为物质享受而对生命造成消极影响。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强调人们在生命发展中应以遵循天道自然为根本,实现“成于德而不累”、“因于物而不去”(《庄子·在宥》)的自由状态。

  《淮南子》对道家先贤这种去“累”思想有着深入接受和发挥。它赞扬战国时期“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认为二者作为士人代表均能“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都是“行而归于善者”(《泰族》)。《淮南子》又指出,“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道应》),认为人们对物质条件的过度依赖,必然使自己忽视对“形”的主体关注,结果只能是为“嗜欲之心”所桎梏,而“不免以身役物矣”(《俶真》)。

  最后,要舍形于其佚。面对物欲带来的生命之“累”,人类又能以何种方式来解此难题呢?《淮南子》延续老庄的思路,主张“游心于恬,舍形于佚”(《诠言》),要求人们“无为而治”,以此实现对“形”的保全。“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诠言》),在它看来,若要使“形”去累求适、不扰不亏,唯有顺应“人之性”的自然需求,保持“无欲”、“无事”的精神状态。

  遗形而游

  与庄子的“治身”思想一脉相承,《淮南子》对“形”的存养反思,同样没有止步于长寿延命的世俗目的,而是向着超越性的生命信仰方向更为深入的推进。《淮南子》在“啮缺问道”的寓言中,重申了“正女形”的观点,将“形”与“道”的神仙化相结合,认为修“形”对于修“道”成仙具有特殊意义。《淮南子》认为真正的修“道”,必先修“形”,而“形”也只有经由全“形”不亏的阶段,进入“离形去知”的阶段后,才能与“道”相居,“洞于化通”,达到仙道化的生命境界。出于这种仙道化的认识,《淮南子》在养生修炼上赋予“养形”次于“养神”的重要地位,“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泰族》),并明确提到“遗形”而“游”的可行性,“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齐俗》)。这种对“形”的遗弃,实质上就是对人类身体的自然桎梏的仙道化否定与超脱。

  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稳定,统治阶层对生命修养的关注也愈益突出。《淮南子》将“形”视为生命之“舍”,既满足了汉代人通过“养形”实现长寿延命的世俗要求,也为那些渴望修道成仙之人,提供了遗“形”脱“舍”而得道的实现途径,由此反映出汉代人对实现生命理想化存在状态所抱有的十分迫切的精神诉求。但也必须看到,《淮南子》对“养形”问题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统治阶层的思想阐说,本质上是为专制君主政治服务的,发散出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的气息。因此,《淮南子》对“形”的存养认识,始终难以摆脱强烈的贵族化、政治化的功利性。这种理论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淮南子》“养形”思想实际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对汉代道教产生所能发挥的更突出的历史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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