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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际经学的继承与发展

发布日期:2018-10-08 作者:张寅潇字号:[ ]

汉晋之际经学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魏晋经学一贯被视为“中衰时代”。然而,汉晋之际的经学较之两汉虽有一定程度的衰微,但如果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末三国经学上承两汉经学之余绪,下开两晋南北朝经学之先河,是两汉经学向魏晋南北朝经学过渡的中心环节,在中国经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两汉昌盛与今古文之争

  “经”字本指“织之纵丝”,后引申为书籍之称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皆有经,但在诸多“经”书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儒家学派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然而此时的“经”尚未专属儒家。直到西汉中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把《春秋》经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后又经过不少儒家学者的充实和完善,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适应了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并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此以“经学”为主体的儒学也得以超脱于其他诸子而受到独尊。在经学内部,这种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便成为汉代经学的主流学派,西汉所立博士全为今文经学,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14家今文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学达到了繁盛的阶段。

  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内朝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尚书》《周官》等一些古文典籍,由于这些典籍是用古籀文之类的先秦文字写成的,故称之为“古文”经,而与之相对应的“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隶书书写的典籍。今古文经本来只是文字、篇目的一些差异,但后来却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依据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原则等方面衍生出诸多分歧,两大学派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古文经学虽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在东汉时期一直以“私学”的形态发展着,涌现出诸如郑兴郑众父子、贾逵、服虔和马融等大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古文经学对现实政治的依附性较小,其学者大多又能博通群经;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却受限于严格的师法而开始没落,可称述者只何休一人。何休好《公羊》学,除《春秋公羊解诂》之外,还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则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何休。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今文经学成为经学在民间的主流学派。

  汉末丧乱与荆州学派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之后董卓作乱,军阀割据,两汉盛行的传统经学已经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道、法诸家趁机兴起,试图为统治者创建一种新型的理论体系,用以代替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从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其中以太平道起事的张角和信奉五斗米教的张鲁是典型的代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汉末丧乱之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张角在全国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张鲁也在汉中成立独立王国。虽然后来张角、张鲁相继覆灭,但道家思想却在魏晋时期继续发展壮大,并对玄学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两汉一度被压制的法家学派也在汉末得以抬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诸葛亮治蜀期间也崇尚严刑峻法,斩马谡、废李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同时,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自身的流弊也逐渐显露出来,传统经学日益陷入支离蔓衍、琐碎繁杂的泥潭之中,面临着亟须整改的严峻局面。经学内部各学派间的壁垒渐渐被打破,“家法”变得不再那么严格,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兴起,学者不再严守一经,而是博通今古、兼习数经。另外,由于中原战乱,太学教育几近停滞,官学的衰弱反而在客观上刺激了家学、私学的兴起。许多士人流寓偏远地区,开堂讲经,教授子弟,逐渐形成了荆州、交州、辽东等几个区域性的学术中心,它们与中原、巴蜀、江东等地共同构成了汉末经学的整体布局。这些不同地域的割据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儒学,广招贤士,希冀这些文化精英可以重建儒学体系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经学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为之后的西晋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以刘表、宋衷等人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改写《五经章句》,删繁就简、刈除烦重,“谓之后定”,对“义理”这种更为简洁明快的新型解经方式进行了初步尝试,是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典型代表,对之后经学的发展以及魏晋玄学的兴起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国初建与郑王之争

  汉末纷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战败,刘备势力迅速崛起,军阀混战渐次转变为魏、蜀、吴三国鼎立。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次年刘备在成都登基。229年,孙权也随之称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分天下的时代。而随着各国政权的稳定,儒学的恢复也逐渐被提上日程。魏、蜀、吴三国都在积极招揽人才,力图复兴经学,其中又以曹魏的成就最为明显。先前流寓到各地的士人渐渐回归,为各国儒学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研习新学的荆州学派传人也为新生国家带去新的学说,为之后玄学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王肃的出现也使经学内部分裂成郑、王两派。此后,“郑王之争”在经学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而蜀国和吴国因为地处偏远,受中原学术和思想氛围影响较小,故其经学仍大体沿袭东汉之旧。其中蜀汉经学主要受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一方面修习官师之学,如董扶善《欧阳尚书》、张裔治《公羊春秋》、杜琼著《欧阳章句》、孟光好《公羊春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如许慈善郑氏学、博通五经,来敏善《左氏春秋》,文立治毛诗、三礼,而“耽古笃学”的谯周更是研究六经,成为蜀汉经学之佼佼者。除了兼容并包,蜀国经学还有崇尚阴阳、谶纬之学的特点,如任安“究极图谶”、谯周“兼通图谶”。吴国经学也承继两汉余绪,有治今文经者如虞翻、陆绩,也有治古文经者如张昭、潘濬,还有兼治今文和古文者,如张纮、薛综。与魏、蜀不同的是,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因而,吴国直到永安元年(258)才下诏设置博士,然其时离被灭已不远,且孙皓当政后残暴不仁,遑论经学建设,故东吴经学之发展实赖虞翻等大儒兴办私学的推动。

  西晋一统与正始玄学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曹魏政权。263年,司马昭出兵灭蜀。265年,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东吴则在280年被灭。至此,三国时代结束。在这段时期内,蜀、吴两国的经学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原经学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郑学与王学的斗争仍在继续。这种对峙的局面到司马炎即位之时有所改变,由于王肃的特殊身份,使得王学在晋初被立于学官,取得暂时性的胜利。西晋初年,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是自汉魏以来《左传》学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为了重振儒学,魏国在正始年间刻立了“三体石经”,首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古文经的地位予以承认,同时将经文用石刻的方式记录下来,对经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后世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的出现,魏晋的学术界风向为之大变。他们抛开汉儒寻章摘句的解经方式,采用义理的新方式来解释经典,分别撰写了《论语集解》《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在魏晋的学术界提倡玄学,开一时之风气。

  儒、玄两派由对抗到交融的最终结果是玄学消亡,儒学在经历了玄学化的过程后,反而获得了新生。两汉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在汉晋之际虽然遭到道、法诸家以及玄学的猛烈冲击,但并未就此消亡,相反,却能不断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精华,用以充实、改造自身,最终完成儒学的玄学化,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时势的发展。汉晋之际的经学不仅仅是对两汉传统经学的批判与继承,更是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的改进与修正,为之后南北朝、隋唐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经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唐初孔颖达主持编订的《五经正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两汉、魏晋以来的解经成果,形成了清代《十三经注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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