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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走下去

发布日期:2017-09-28 作者:王春燕字号:[ ]

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走下去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信心满满,斗志昂扬。这份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定信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如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副主任桁林。

  谈理论自信首先源于理论自身的彻底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对于“四个自信”,您是怎样解读的?

  桁林:在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自信”,这是对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的丰富和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四个自信”的内涵及其关系,而“7·26”重要讲话则更加集中、更加明确地宣示了我们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那么,“四个自信”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四个自信”首先要求理论的彻底性。彻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彻底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彻底性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要求。实践要求理论要有彻底性,因为理论不彻底就无法说服人,又怎么可能成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彻底性和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正是理论的彻底性引导和决定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理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理论只有彻底了,“四个自信”才能成为“四个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向前发展,对理论的彻底性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理论自信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通了、走实了、走顺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讲到理论自信来源于其自身的彻底性以及实践性,就实践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从何而来?

  桁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彻底性,还在于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即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广。正是在这个“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强化了我们的自信心。

  “实践”这一尺度是在1978年重新确立起来的。一条新的道路能不能在实践中行得通、能不能形成持续发展的合力、有没有制度优势,这是检验理论彻底性最有力的证明,也是理论的归宿。应当说,经过近40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已初步走通了、走实了、走顺了。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赶超世界前列的速度来看,还是从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实际进程来看,或是从人民实际富裕程度和广度来看,以及制度效率、形成的合力和调动的积极性、创造性来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备了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条件,有充分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正准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些成就是最好的验证。

  这条道路是不是真的走通了,最重要的还是看是否建立起一套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形成激励相容的一整套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协作关系,自发地产生“合力生产力”,这是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目的在于调动一切资源、要素积极参与到分工合作的生产关系中去。制度自信正是建立在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制度改善基础上的。我们看到,正是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变了中国旧貌,扭转了四分五裂、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今天如此大的成就。很难想象,没有好的制度,如何能保证取得如此成就。当然,我们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在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改革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陈规旧律中逐步完善制度。总之,直面问题不失为制度自信的另一种表现。

    理论要想彻底首先方法要彻底

  《中国社会科学报》: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先进的研究方法,理论要透彻,方法首先要彻底。

  桁林: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武器的批判”,它要求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时,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方法论上也要做到与时俱进。时代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例。马克思认为,它是区别于社会存在而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要改变人的精神状态,首先要改变社会存在方式,尤其是生产方式。可见,说教和灌输是第二位的。行更重于知,即身教重于言教。这才是教育的根本,不可本末倒置。

  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社会存在的方式。反过来,一切社会存在皆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必然反映为意识形态。我们当然要义正辞严地批判物质享乐主义,但是不铲除享乐主义的物质基础,批判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只有这样理解意识形态,才能变得深刻。由此得出,教育只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才能成为自觉的行动。同时,这种教育才是有效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反映为文化自信、转化为文化自信,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掘这样的自信。

  有人讲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不是本土的思想文化,意思是文化自信还得从传统的“化石”或“竹简”中寻找。但是,如果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最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内在的,只不过自己没有发现而已。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历史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源于中国的实际需要,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并结晶出两大理论成果的深刻原因。

  理论要想推动历史发展在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中国社会科学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了讲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外,还讲到要用理论掌握群众,将它变成物质力量。可见,除了加强理论研究之外,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理论也是十分重要的。

  桁林: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掌握群众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是让群众在实践中掌握真理,用真理指导实践。这也是理论彻底性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需要调动所有人而不是哪一部分人或是少数人的积极性,推动历史发展还得靠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所有人形成合力。既然财富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最后分配也应该回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考虑群众在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中有没有参与、参与了多少、是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此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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